试论《伤寒论》中的若干辩证法思想
《伤寒论》一书，历代评价很高。注解此书者，自金成无己以下，不下数百家。这些注解，一方面阐发了《伤寒论》，一方面又丰富和发展了《伤寒论》。在热性病方面，发展为温病学说，在内伤杂病方面，亦为后世各家学说的渊源。
仲景在本书中总结了古代人民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在继承《内经》的基础上发展了一大步，把疾病的各种证治加以概括，以阴阳为纲，六经为目，确定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原则。正如清柯韵伯所说：“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非专为伤寒一症立法。”徐灵胎也说：“医者之学问，全在明伤寒之理，则万病皆通。”这个“理”究竟是什么呢？个人体会，主要就是指其中所包含着的若干辩证法思想，尽管是朴素的、自发的，然而内容是丰富的、具体的，它体现于“六经”辨证、“八法”论治之中而统率着“方”和“药”，构成了中医学特有的一套理、法、方、药完整体系。尽管治病的方、药在后世已大有发展，不为《伤寒论》所局限，但是他所论的理、法却可以普遍应用，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起着指导临床实践的作用。
本文结合个人学习自然辩证法的体会，试图从邪与正、标与本、常与变、阴与阳几个范畴初步探讨它的若干辩证法思想。为了说明问题起见，除《伤寒论》原文之外，并引用《内经》以及后世各家学说，作为补充论证。
一、 邪与正
何谓“邪”？一般指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以及时气、疫气、厉气等外邪而言。引申言之，凡一切致病因子及其所产生的破坏力，都可称为“邪气”；何谓“正”？“正”系相对于“邪”而言，“正气”为人身的真气，生命活动的基础，凡防御与抵抗疾病与本身康复的功能皆属之。邪与正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其中一部分牵涉到哲学上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问题。
中医学认为疾病发生的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由于正虚，是内因，是决定性的因素；另一方面由于邪气，是外因，是致病的条件。早在《内经》就有“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看法，《伤寒论》基本上继承了这个看法，其辨证论治首先着眼于正气。如原文第7条说：“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同一伤寒病，发于阳者表现为发热恶寒，发于阴者表现为无热恶寒，这是由于正气有较强、较弱之不同所致。钱潢谓之因发知受。又如太阳病发汗后的变证有身疼痛、脉沉迟（营血素亏）者；有腹胀满（脾阳素弱）者；有心悸、头眩、身动、振振欲擗地（肾阳素虚）者……主要也是由于正气反应不同所致。
《医宗金鉴》说：“六气之邪，感人虽同，人受之而生病各异者，何也？盖以人之形有厚薄，气有盛衰，脏有寒热，所受之邪，每从其人之脏气而化，故生病各异也。”所以《伤寒论》的辨证，首先是分六经，而辨其伤于寒抑是中于风则是次要的。其立法论治的要旨，一是扶阳气，二是存津液。观其立方，桂枝、四逆、理中、复脉等方在论中占着重要地位；观其用药，桂枝与甘草、芍药与甘草、人参与甘草、干姜与附子常用以相伍，作为扶阳或益阴之用。而对于咽喉干燥者、淋家、疮家、衄家、亡血家、汗家，皆在禁汗之列。因为这些病人，或为阴虚、或为阳虚、或为气血俱虚，皆属正气不足，发汗足以重伤正气，引起变证。可见《伤寒论》是处处重视正气的。
但是，《伤寒论》之重视正气，并不等于对外来的邪气置之不顾；并不意味着治病的方法就是一概扶正补虚。须知“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虚”，是相对的虚，是从发病学的角度上来看问题的，并不等于发病后所表现的证候一定是“虚证”。恰恰相反，既病之后，成为邪正相搏的局面，在很多情况下，是表现为“实证”的，《伤寒论》就以祛邪为主。这种情况，前人有称之为“虚处受邪，其病则实”。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说法，必须与这两句话连起来看，方才全面。
尽管医生立方遣药的主导思想是扶助正气战胜邪气，使其“正胜邪却”，但手段却是多种多样的，而祛邪正是相对于扶正的一大法，只要去邪而不伤正，那么邪去则正自安。在表寒里热之证，可以投大青龙汤发汗而不嫌其峻，因为大青龙汤证见无汗、高热、烦躁，汗不出则热不除，热不除津液将更伤，权衡其利害轻重，虽服药后可能大汗，损伤一些津液，但只要病解津液自能恢复；在阳明大热大实之证，《伤寒论》认为，发展下去就会热盛伤阴，土燥水竭，导致死亡，须及时用大承气汤急下邪热以存阴津。这些例子说明，《伤寒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当邪气对于疾病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时，就应以祛邪为主。
《伤寒论》八法中的汗、吐、下、清等法，基本上都是祛邪之法；《伤寒论》所用的药物，如麻黄、瓜蒂、芒硝、大黄、石膏、知母、黄芩、黄连等，都是祛邪之药。这些祛邪的方法和药物不但用于三阳病，在一定的条件下，即便是三阴病，也仍然有应用的机会。例如“厥阴病”篇：“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而迟、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唾脓血、泄利不止者为难治，麻黄升麻汤主之。”方后云：“汗出愈。”厥阴病寒热错杂，存在着阴尽阳复之机，在一定条件之下，如本证上热闭塞，兼虚其中，可以合发表、清上、温中于一方治之。在临症时确有此种方证，如张路玉医案：
“陆中行室，年二十余。腊月中旬患咳嗽，挨过半月，病热稍减。新正五月，复咳倍前、自汗体倦、咽喉干痛。至元夕，忽微恶寒发热，明日转为腹痛自利、手足逆冷、咽痛异常。又三日则咳唾脓血。张诊其脉，轻取微数，寻之则仍不数，寸口似动而软，尺部略重则无。审其脉证，寒热难分，颇似仲景厥阴例中麻黄升麻汤证。盖始本冬温，所伤原不为重，故咳，至半月渐减，乃勉力支持岁事，过于劳役，伤其脾肺之气，故咳复甚于前。至望夜忽憎寒发热，来日遂自利厥逆者，当是病中体疏，复感寒邪之故。热邪既伤于内，寒邪复加于外，寒闭热邪不得外散，势必内奔而为自利，致邪传少阴厥阴，而为咽喉不利唾脓血也。虽伤寒大下后与伤热后自利不同，而寒热错杂则一。遂与麻黄升麻汤一剂，肢体微汗，手足温暖，自利即止。明日诊之，脉亦自和。嗣后与异功、生脉合服，数剂而安。”
又如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按少阴病禁发汗，今麻黄、细辛合用，其发汗力量自较单用麻黄者为强，用于少阴病似属不可理解。不知本病初起即现少阴证，固属正气衰弱，但发热无汗，其势又须从表解，所以本方既用麻黄、细辛以祛邪发汗，又用附子扶阳助正，防其大汗之虚脱。用峻药目的正是为了患者正气之虚弱，必须一战而成功。假如不认识这一点，只知扶正而不敢祛邪，或祛邪而用药不够，就很难收到满意的效果。如吴鞠通治一水肿病人，前医曾用麻黄附子甘草汤无效，吴仍用之而奏效。关键在于前医恐麻黄发阳，仅用八分，附子用一钱以监麻黄，又恐麻黄、附子药性皆慓悍，用一钱二分甘草以监制麻黄、附子。吴则反是，重用麻黄，附子用量则少于麻黄，甘草用量又少于附子，使麻黄、附子充分发挥作用。这些例子可以说明，以祛邪为主的方法，只要与具体病情合拍，即使在三阴病证，也是可以恰如其分地来使用的。
综上所述，《伤寒论》对于邪正关系的看法，认为正虚是发病的根据，邪凑是发病的条件，而疾病发展的过程则是邪正相搏的结果。治病既要重视正气，又不能无视邪气。《伤寒论》中许多治法与处方，既是扶正，又是祛邪，扶正与祛邪，很难截然分开。如桂枝汤既为调和营卫（扶正）之主方，亦为解肌疏风（祛邪）之要药；小柴胡汤既有柴胡、黄芩之清热，复有人参、甘草之益气，合用于一方起着扶正达邪之作用。但须指出，所谓祛邪与扶正不能截然分开，不是说不要有重点，大致祛邪的方法以发表攻里为先；扶正的方法以滋阴扶阳为主。邪气盛，正气未衰 时，以祛邪为主，邪去正乃安；正气虚，虽见邪盛，一般以扶正为主，正足邪自去。但也须看具体病情，具体分析，不能执一而无权。总的目的，是为了去病，为了解决邪、正之间的矛盾。病去则体虽虚，多有生存之希望；病留则体虽壮实，亦有死亡之可能。用之得当，大黄、芒硝就是存阴之药，有利于正气；用之不当，人参、甘草恰恰为留邪之药，无益于正气。
《伤寒论》第58条说：“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因此，在正确辨证的情况下，并在一定限度以内使用汗、吐、下的方法，在表面上虽似丧失了津液，损伤了正气，实际上是不逆病机，达到了祛邪的目的，解决了正邪相搏的矛盾，恰恰没有损害正气。《伤寒论》就是这样辩证地看问题的。
二、 标与本
《伤寒论》辨证论治的基本精神是“治病必求于本”。“本”是什么？《内经》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治病必求于本。”所谓“本”，指的就是阴阳。《内经》又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说明掌握疾病内在的矛盾——阴阳，是辨证的首要任务。从辨证的角度上来看，所谓阴阳，就是病位之表里、病状之寒热、病情之虚实，这是《伤寒论》全部立法的依据。
相对于本者为标。病因为本，病状为标；内在为本，外表为标；标发现于表，本多隐伏于里。总之，标本的关系，就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标本一致，表现为真寒、真热的病状者易辨；标本不一致，表现为假寒、假热的病状者难识。《伤寒论》第11条说：“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程应旄释之曰：“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沉阴内锢而阳外浮，此曰表热里寒；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阳邪内菀而阴外凝，此曰表寒里热。寒热之在皮肤者，属标属假；寒热之在骨髓者，属本属真。本真不可得而见，而标假易感，故直从欲不欲断之，情则无假也。不言表里，言皮肤、骨髓者，极其浅深，分言之也。”这是说，在标本不一致的情况下，必须把本质探求清楚，勿为假象所迷惑。在后世医家，对于辨别标本的真假，是极为注意的，如：
（1） 王海藏治侯辅之病，脉极沉细，内寒外热，肩背胸胁斑出十数点，语言狂乱。肌表虽热，以手按执须臾冷透如冰。断为外假热而内真寒，与姜、附等药二十余两，乃大汗而愈。
（2） 李士材治一人，精神困倦、腰膝异痛不可忍，众医皆以为肾主腰膝而用桂、附。绵延两月，病者愈觉四肢痿软、腰膝寒冷，愈以为寒，恣服热药。李诊之，脉伏于下，极重按之，振指有力。因思阳证似阴，乃火热过极，反兼胜己之化，小便当赤，必畏沸汤，询之果然。乃以黄柏三钱，龙胆草二钱，芩、连、栀子各一钱五分，加生姜七片为向导，乘热顿饮，移时便觉腰间畅快。三剂而痛若失。
上引二案，在辨证方法上，如辨脉、辨热、辨小便、辨渴、注重病人的体征等，较之《伤寒论》更为细致深入，但其思想，还是在《伤寒论》的指导之下。
标与本的关系，既然是事物的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它必然有内在联系。尽管有时二者不相一致，出现假象，但是任何现象脱离不了本质，这一个假象，仍然是从本质上产生。《伤寒论》对于这些真寒假热或真热假寒之证的处理，就是认识到标出于本，标一定与本有联系，因而认识疾病的性质更为深入。举真寒假热证为例：“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伤寒论》第315条）本条以葱白、干姜、附子治其下利不止，厥逆无脉之真寒；以人尿、猪胆汁治其干呕而烦之假热，即一般认为寒凉反佐热药之法。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不用黄芩、黄连等大苦大寒之药而用人尿、猪胆汁咸苦相伍来作反佐呢？根据阴阳理论来分析，本证假热之所以出现，一方面由于阴邪内盛，真阳为阴邪所逼而上浮；另一方面又由于阴邪内盛，以致或吐、或利、或吐利交作，亡失津液，真阴亦已不足，阴不恋阳，形成“脱”证。其所以用人尿、猪胆汁，不仅仅寓有反佐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含有咸苦滋润、从阴引阳之作用在内。假如用芩、连等大苦大寒之药来作反佐，不但没有这个作用，甚至可能化燥伤阴，其结果，阳不能回或阳回而阴竭亦死。可以看出，《伤寒论》对于本证的处理，系以“阴阳消长”“阴阳互根”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作指导，一面破阴（邪）回阳（正），一面从阴（正）引阳（正）。
上引条文中“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二语，亦同样说明了现象与本质的真假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这种危笃之证，厥逆无脉，不可能突然转好，服白通加猪胆汁汤后，脉暴出是虚假的，是脉气一时为药力所迫，药力尽则正气仍绝故死；脉微续是正气逐渐恢复，才是真正好转故生。这是仲景在实践观察中如实反映的客观实际。
标本关系表现于寒热方面的情况已如上述，表现于虚实方面也是如此。在一般的虚证与实证，比较容易辨别。但在病笃的情况下，所谓“至虚有盛候，大实有羸状”往往出现假象。如《伤寒论》阳明病中提出脉迟、短气、循衣摸床、惕而不安等证，就是注意到“大实有羸状”；少阴病中提出脉紧、烦躁、谵语、口渴、面赤等证，就是注意到“至虚有盛候”。假如细心观察，假象是可以辨识的。如：
李士材治韩茂远病伤寒。九日以来，口不能言、目不能视、体不能动、四肢俱冷，皆曰阴证。士材诊之，六脉皆沉；以手按病人之腹，病人两手护之，眉皱作楚；按其趺阳，大而有力。乃知其有燥屎，以大承气汤下之，得燥屎六七枚，口能言，体能动矣。
以上所引，就是从羸状之中辨识其有大实的医案之一。所以古人有这样一个经验： 见到通体皆现虚象，一二处独见实证，此实证必须重视；见到通体皆现实象，一二处独见虚证，此虚证也必须重视。张景岳称之为“独处藏奸”。医生遇到这种情况，必须探求其本质。假如“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髣髴，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是张仲景所最反对的，认为“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伤寒论》反复辨明病起何因；前见何证，后变何证；恶寒恶热，寒热轻重，昼夜轻重；有汗无汗，汗多汗少，汗起何处，汗止何处；口淡口苦；渴与不渴，思饮不思饮，饮多饮少，喜热喜凉；思食不思食，能食不能食，食多食少；胸、心、胁、腹有无胀痛；二便通涩，大便为燥为溏，小便为清为浊，色黄色淡；曾服何药，药后变化如何……脉症合参，或拾症从脉，或拾症从证，经过思考分析，才能深入了解到疾病的本质，作出正确的判断。如《伤寒论·阳明病》篇有两条条文，其一是：“阳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小便自利者，此为津液内竭，虽鞕（指大便硬——笔者注）不可攻之，当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导而通之。”另一条是：“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气汤。”从表面看来，前者大便硬，应予攻下；后者大便乍难乍易，不宜攻下。但经过分析，知前者为津液内竭（临床上多见于阳明病之恢复期），而非热结于里，大便虽硬却不可攻；后者为燥屎内结，有喘冒不能卧之证，大便乍难乍易乃是“热结旁流”，却宜大承气汤。施治的熨贴，就在于辨证的精细，其原则就是“治病必求于本”。
三、 常与变
常与变的关系，这里指的是一般性与特殊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
《伤寒论》的理论是在《素问经·热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素问·热论》只论述热病的一般性；《伤寒论》则是从认识热病的一般性发展到认识热病的特殊性，进而把一般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例如《素问·热论》对于热病分六经形证；《伤寒论》也分六经形证，但其三阳病与前者不尽相同，而在三阴病且有相异之处。这是因为，前者只论热病之常而不及其变，六经传受皆是热证，后者则是备论热病之常与变，认为六经病有热证也有寒证，有实证也有虚证，此其一；
前者只从人身经脉循行部位说明六经的病理而不及六经之标本、气化，后者除了以经络学说为根据之外，还运用了脏象、标本、气化等理论。如论太阳病除可见到头项痛、腰脊强外，更主要的是发热、恶寒、脉浮，阳明病除可见到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外，更主要的是胃家实证，少阳病除可见到胸胁痛、耳聋外，更主要的是寒热往来、口苦、咽干、目眩、心烦、喜呕，太阴病除可见到腹满、嗌干外，更主要的是吐利、食不下，少阴病除可见到口燥、舌干而渴外，更主要的是脉微细、但欲寐，厥阴病除可见到烦满、囊缩外，更主要的是厥热交替，寒热错杂等证，此其二；
前者论传经，日传一经，由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循次传受，后者则不为日数所限制，可以循经传，也可以越经传，而且可以不传，传与不传以及传入何经，惟以客观表现的脉证为依据，此其三。
至于治法方面，前者只是原则性地提出汗、泄二法；后者发展为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总之，后者是仲景通过平脉辨证，反复实践，从中认识到许多脉证的特殊性和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及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疾病的本质，认识得更为全面，更为明确。
《伤寒论》的六经提纲，言简意赅，概括性很强。例如： 太阳病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为提纲，脉浮是定其病位之在表，头项强痛、恶寒是定其主证；阳明病以胃家实为提纲，一系列的大热大实证都被包括在内；少阴病以脉微细、但欲寐为提纲，由于少阴病属心肾病，脉微细、但欲寐，已经抓住心肾不足之主要关键；少阳病为阳枢，变化很多，《伤寒论》于少阳病，举提纲与小柴胡汤主证之外，特别提出凡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指出了少阳病的特性……总之，《伤寒论》辨六经之病，离不开具体内容的概括，此即六经病之常；但每一个具体脉证，又都不是完全地包括在提纲之中，此即六经病之变。六经病的常与变，就是这样辩证地互相联结着的。
常与变的对立统一关系，还体现在《伤寒论》的立法处方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方面。举太阳中风证为例： 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是中风正证，用桂枝汤是常法；加葛根，加厚朴、杏仁，加苓、术……随证加减，都是变法。但是，这些均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加减，基本上还是太阳中风证。但在太阳篇第20条：“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用桂枝加附子汤，这就不是随证加一味药的问题，而是变调和营卫之剂为扶阳救逆之方。本条为汗后变证，其人恶风为太阳中风之表邪仍在；汗漏不止为卫阳虚弱；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为津液不足。按照阴阳的理论来分析，人以阳气为本，“阳者，卫外而为固也”，“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患者阳气之强弱，特别是对于伤寒一类疾病（寒为阴邪，伤人之阳）的预后，是起着决定的作用的。本证由于卫阳不固而致汗漏不止，而汗漏不止，阳从汗出，更促使卫阳虚弱，足以导致亡阳虚脱之危险，这是必须加以纠正的。至于太阳中风之表邪，虽然仍然存在，而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属阳不生阴而致津液不足，则均属于次要地位。仲景抓住了卫阳虚弱这个主要环节（主证），于桂枝汤原方中加一味附子，桂附相合以温煦阳气，卫阳复振，邪自去，表自解，阴自复，津自生，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反之，如《伤寒论·太阳篇》第29条所说：“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此误也。”所以误治，就是由于分不清主次，认识不到各个矛盾之间的互相联系。
由此可见，《伤寒论》由于认识到各个病证之间存在着内部联系，能够从中分清主次，提出了可汗、不可汗；可下、急下、不可下；可吐、不可吐；可温、急温等等具体而灵活的不同治疗法则，是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的。如： 太阳病可发汗是常法，不可发汗是变法；阳明病可下是常法，不可下是变法；少阴病可温是常法，可清是变法；表里兼见之证，先表后里是常法，先里后表是变法。病有发热恶寒之表证，复有心下痞之里证，当先解其表，后攻其痞；病有协热下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者，表证未除，里虚又见，治宜表里兼顾而侧重于温里；病有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同样既有表证，又有里证，但下利而至清谷，里证已急，必须急救其里，后解其表。总之，寒者温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盛者泻之，这是《伤寒论》治病的原则性；“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是《伤寒论》治病的灵活性；原则性与灵活性之能很好结合，则在于“审察病机，无失气宜”。
四、 阴与阳
中医学范围内的阴阳学说，其理论具备于《内经》。《内经》认为阴阳是“道”，有胜复，有消长，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任何具体事物都有或阴或阳的属性，并且认为事物之间彼此都有联系，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就是万物的根本。兹就《伤寒论》的辨证论治、立法处方中间所体现着的这个精神加以探讨。
在疾病过程中，外邪及其所产生的破坏力，不属于阴，即属于阳，故有阴邪、阳邪之称。阴则为寒，阳则为热，与之相对的一方则为正。例如： 寒邪（阴邪）伤阳之阳，即正气一方面的阳气；热邪（阳邪）伤阴之阴，即正气一方面的阴气（或称阴津、阴液）。在生理状态下，阴阳是调和的（相对的平衡）；在病理状态，阴阳是失调的。正能胜邪，疾病趋向好转，最后正胜邪却，阴阳自和（恢复生理上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而告痊愈；正不胜邪，疾病就趋严重，甚至导致阴阳离决而告死亡。其表现于外的脉证，也即是邪气的破坏力与正气的抗病力的综合反映。《伤寒论》把它分为三种阳证与三种阴证。以三阳病证而言，阳道实，实者邪气盛也，但正气有能力足以敌邪，故表现为阳证（亢奋的、实热的证候），施治的重点是在祛邪，或汗、或清、或下、或和解，因势利导，随证制宜，使其正胜邪却；三阴病证者，阴道虚，虚者精气夺也，为正气衰弱抗病力不强所致，故表现为阴证（衰弱的、虚寒的证候），虽反应不甚强烈，必须引起重视。例如《伤寒论》第61条：“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本证白昼虽见烦躁，但夜而安静，不呕不渴，身无大热，证似非重，势似非急，然而《伤寒论》却用干姜附子汤顿服，因为这是阳微阴躁，四逆之渐，不可轻视。所以《伤寒论》对于三阴病施治的原则是扶正而不是祛邪。如“少阴病”篇提出：“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尺脉弱涩者，复不可下之。”因为，汗、下是亡津液、伤阳气的，用于正气不足者，可能邪未去而正转伤，也可能邪虽去而正亦随之而脱。
如上所述，疾病的转归，取决于邪正势力之消长。三阴病证虽属阴盛阳衰，亦即邪盛正衰，但只要阳气不绝，到一定阶段，具备了一定条件，便会向阴消阳长转化，古人朴素地认作为物极必反，有胜必有复。例如《伤寒论》的厥阴病是六经中的最后一经，为阴之尽（极点），按理说，厥阴病应重于少阴病，但《伤寒论》举死证者，少阴特多而厥阴反少，正因为一线之生机，即在此阴尽阳生之时。丹波元坚说：“厥阴则寒热相错，用药有所顾忌，然比之少阴之纯寒，犹有阳存耳。”仲景“厥阴病”篇以厥少热多断为其病当愈；以厥多热少断为其病为进。所谓“厥”，是指四肢厥逆，是阴胜的表现，厥之多少，标志邪气之进退；所谓“热”，是指发热，是阳复的转机，热之多少，标志正气之消长。阳气长，其病当愈；阳气退，其病为进。仲景不独在“厥阴”篇中已明确指出，在“少阴”篇决死生的几条中，以手足温、时自烦为阳复佳兆，可治；厥逆不回、脉绝不止、躁扰不安为阳绝恶候，主死，也同样体现着这一精神。所以，治疗阴证，法当急温，使其阴证转阳，然后“随证治之”。但如仲景“厥阴”篇的喉痹、便脓血等证，皆属阳复太过之证，则又必须适当调整，始为合辙，倘失其机，亦为偏害。
有胜必有复是古人认识阴阳转化的规律。阴证固能转阳，而阳证亦能转阴。例如阳明病大热、大渴、大汗出、脉洪大，是典型的阳、实、热证。当其阳盛之时，一方面是邪气盛，一方面是正气反应强烈，但反应过于强烈，就是“亢阳”，又会给正气本身带来一定的损害。故在太阳病之阳证，可以发表不远热，而在阳明病之阳证，则于法当清，若任其亢阳无制，既能亡阴（正阴），亦能亡阳（正阳）。徐灵胎曾经指出：“亡阴不止，阳从汗出元气散脱，即为亡阳。”从亡阴而至亡阳，在证候上的表现来看，是从阳证转为阴证；从病邪一方面来看，已从阳邪（热邪）转化为阴邪（寒邪）；从正气一方面来看，阴阳是互根的，阴亡阳亦随之而脱。在治法上这时应以扶正为主，正足邪自去，而扶正则应阴阳（正阴正阳）兼顾。
《伤寒论》于白虎加人参汤证指出“热结在里，表里俱热”，同时又举出有“时时恶风”“背微恶寒”等证，这些证候，就是阳气由盛趋衰之先兆。白虎汤所以加人参，既为承制亢阳，资生化源，且防止热极津亡，阳从汗出，元气散脱，导致亡阳之危险。吴鞠通《温病条辨·上焦篇》第八条说：“太阴温病，脉浮大而芤，汗大出，甚至鼻孔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脉若散大者，急用之，倍人参。”自注曰：“浮大而芤，几于散矣，阴虚而阳不固也，补阴药有鞭长莫及之虑，惟白虎退邪阳，人参固正阳，使阳能化阴，乃救化源欲绝之妙法也。汗涌、鼻扇、脉散，皆化源欲绝之征兆也。”这是《伤寒论》白虎加人参汤证的一个良好注释。
由此可见，阴与阳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依存。所谓“阴阳”消长，在病理过程中，亦即“邪正”互为消长。阴盛而阳衰，必迅至有阴而无阳；阳盛而阴衰，必渐成亢阳而亡阴。但同时又有胜复，阴胜则阳复，阳胜则阴复，正因为如此，故阴证有回阳之机转，热病有复阴之可能，而扶阳抑阴或济阴和阳之施治在于及时，方能不失病机。所谓“阴阳”互根，是指正阴（阴液）正阳（阳气）而言，阴亡阳不能孤立，阳亡阴不能独存，相维则生，相离则死。在病理上往往见到高热亡阴，阳亦随之而脱，故治其热必兼顾其阳；吐利伤阳，阴亦随之而竭，故治其寒必兼顾其阴。行救阴救阳之法，必须明阴阳互根之义。
还必须指出，所谓阴阳胜复，绝不是循环现象的重复，而是运动发展的。近人恽铁樵说：“热病虽千变万化，不外《内经》阴胜则寒，阳胜则热；阳虚则寒，阴虚则热数语。此四语，一步深一步。第一步之阴胜则寒（指太阳病未发热之恶寒——笔者注），即伏第二步之阳胜则热；第二步之阳胜则热，正从第一步之阴胜则寒来，故曰阴胜则阳复，盖胜则必复，乃体工之良能；其少阴病之阴争于内，阳扰于外，至于亡阳者，乃第三步，盖体温之集表者失败于外，斯病邪之入里者猖獗于内，是为阳虚则寒；而第四步之阴虚则热，亦正从第三步之阳虚则寒来，何以然？有第三步之寒，斯有第四步之热，乃经文重寒则热之理也。”《伤寒论》论述病证的精神，确是如此。从阳证转阴之恶寒，与太阳病之恶寒，症象虽相似，但前者属虚，后者属实，前者宜温，后者宜汗，本质大不相同；从阴证复阳之发热，与太阳病之表热、阳明病之里热，本质也大有分别，适宜用麻黄、桂枝、白虎、承气汤者毕竟少见，适宜用黄连阿胶汤、复脉汤等方者却较多。恽氏之言，基本上是符合于《伤寒论》的本旨的。
五、 结语
如上所述，《伤寒论》对于疾病证治的认识，是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之前，就已经按照辩证法来作论断了。”正是这些辩证法思想长期以来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这是极可宝贵的。但同时必须指出，《伤寒论》对于这几种辩证关系，是在朴素的、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之下来认识的，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不可能辨识很全面，这是受着时代的限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认识是不可能更进一步深入的。对于这一份宝贵的医学遗产，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之下，来学习继承，整理提高。
金寿山论外感病——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