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的基本精神——整体观念
一、 从六经谈起
《伤寒论》的六经，实际上是六个不同的证候群，前人早已认识，谁都知道在治疗伤寒的时候，必须把六经分辨清楚，才能心中有数。但有一部分前人理解六经往往机械地看成“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传下去，叫做“传经”，这就脱离了实际。这样脱离实际的认识，对于治疗上也自然只知“守经”而不能通权达变。尤其是日本汉医，以桂枝专主冲逆，芍药专主孪急，人参专主心下痞鞭，无异刻舟求剑，与随症治之的精神丝毫没有相当之处。（随症治之的精神下节再谈）另一方面，有些医家原先也认定伤寒六经是按照“一日太阳……六日厥阴”的规律传下去的，但在临床上竟没有发现这种病型，又由于领会不足，运用经方自然不会恰当，疗效不能满意，就对《伤寒论》发生怀疑，倡“南方无真伤寒，古方不能治今病”之说，另辟蹊径，别创方法，金元四大家以至温热学派的医生就是如此。我们并不否定这一派医生对于疾病的治疗是有其创造性进步的一面，但提到对于《伤寒论》六经认识的方面来说，是不够的。
仲景所论伤寒，是包括多种急性传染病，这一点已有近贤一再论及，兹不赘述。既然是包括多种急性传染病，则把六经看作疾病顺序相传的六个层次，决不可通，或者把六经仅仅看作是疾病的六种类型，也不够全面。前人已有见及此者，如，张景岳说：“伤寒传变不可以日数为拘，亦不可以次序为拘”。如《内经》言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之类，盖言传经之大概，非谓凡患伤寒者必皆如此也。盖寒邪中人，本无定体，观陶节庵曰： 风寒之初中人也无常，或入于阴，或入于阳，非但始太阳终厥阴也，或自太阳始，日传一经，六日至厥阴，邪气衰不传而愈者；亦有不罢再传者；或有间经而传者；或有传至二三经而止者；或有始终只在一经者；或有越经而传者；或有自少阳阳明而入者；或有初入太阳不作郁热便入少阴而成真阴证者；所以凡治伤寒，不可拘泥，但见太阳证便治太阳，但见少阴证便治少阴，但见少阳阳明便治少阳阳明，此活法也。临床上的经验，大体确是这样。
一般可以说太阳病相当于急性传染病的前驱症状，但也有起病就见阳明病或少阳病的，至于三阴证，有的是因素质抗病力微弱，起病就见的，古人谓之“直中”；有的是在阳症经过中突然变生变化的；有的是久病体衰逐渐转成的。反之，在阴证经过中，也可以转成阳症，像《少阴病》篇急下诸条，“厥阴病”篇先厥后热，都是从阴症所转成的阳证。又有两经以上俱有见症，可以称为合病，像麻黄附子细辛阳证，麻黄附子甘草汤症，可以称为太阳少阴合病；柴胡桂枝汤症可以称为太阳少阳合病；桂枝人参汤症可以称为太阳太阴合病；桂枝大黄汤症可以称为太阳阳明合病等等。总之，六经变化的表现，一方面是由于各个急性传染病各有它特殊的病型，一方面又受着体质、环境（包括气候、饮食、药物、护理等）的影响而变化的。
这样说来，是不是说六经就可以抛弃了呢？已有人说过，病原菌发现以后，那种旧的传染病分类法和病名无疑地应该抛弃，同理病程和症候也不应该还用三阴三阳来区分。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他说：“不对！”，因为由各个病原体所造成的疾病，它所表现的病型，固然各个不同，但机体对于病原体反应的机制是共通的。六经的区分，主要的意义是在从整体观念出发，这六个症候群，恰可表现出机体抗病力的盛衰强弱，生理或病理机制的情况，疾病的轻重进退，作为处理疾病的指标： 何者宜汗，何者宜吐，何者宜下，何者宜和，何者宜温，何者宜清，何者宜补，何者宜针灸，使我们在治疗上执简御繁，有原则可循。昔人谓通伤寒可以治杂病，道理也就在这里——整体观念的具体体现上面。
如： 太阳病是疾病的初期阶段，机体抗病力兴奋，体温升高，一般来说，在生理机制上有发汗自解的趋势，处理方向应该发汗解表，假使见其高然不解，而用冷水洗之，无异于与机体自身产生之抵抗力为难，不但达不到解热的目的，烦热将更见增高。同理，太阳病兼有大便秘结之里证，治疗常例也应该先表后里，如果程序错乱，先里后表，哪怕大便一通，热度也减轻，似乎解除了症状，实际上还是违反机体抗病的机制，犯了一个大错误。所以《伤寒论》说：“太阳病外证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为逆。”又例如： 少阳病，照朱颜同志的解释是“类似疾病的恶急性阶段，病因尚未完全除去而生理功能已由反抗趋于适应的状态”。因此，这一时期不可直接激起生理反抗功能来除去病因，禁汗、禁吐、禁下，而用小柴胡汤和解。所谓和解者，是在“邪正相持”的情况下，维持其生理功能，使其趋向于达邪外出的机转，所以小柴胡汤中要用人参来扶正，而小柴胡汤服后往往战汗而病解，也就由于这一个机转，《伤寒论》所谓“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也”。
从上面举出的例子，可以说明伤寒六经在目前还不能说是应该抛弃的东西。
二、 随症治之的精神——治病必求其本
六经是六个大纲，大纲下面还须细加分析——随症治之。随症治之与所谓对症疗法相似而实不同，不但前者是指症候群而后者是指个别症候之不同，更主要的是处理态度上的不同。对症疗法是姑息疗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随症治之是积极疗法，医者心目中并不以解除当前出现之症状为目的，而是对当前出现之症候群细加分析研究，对机体还是有利，还是无益，生理或病理机制如何？作通盘考虑，权衡其利害轻重，分别其主从先后缓急而后确定治疗的方向。为了具体说明起见，就《伤寒论》内容举出一些例子如下：
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之症，照对症疗法应该退热止汗，但《伤寒论》却用桂枝汤。就桂枝汤的作用来说，既不退热，又不止汗，相反的是通畅血液循环，服后一时期内体温反见增加，然后遍身出汗，而奏热退病除之效果，古人谓为调和营卫。所以如此是因为太阳病之发热出汗，对机体是有利的，应该支持这一个机制来达到消除病因的目的。在桂枝加附子汤症，同样是太阳病，但其病理机制是卫阳虚弱，以致发汗遂漏不止。而汗漏不止更促使卫阳虚弱，形成恶性循环。这一个病理机制，对机体是极端有害的，足以引起亡阳虚脱之危象，所以须用桂枝汤加附子兴奋卫阳来矫正这一个不良的病理机制。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用麻黄汤发汗，似乎是对症疗法了，但麻黄汤内并没有一味镇痛之药，用麻黄汤是掌握病理机制，这一系列的身疼腰痛骨节疼痛与喘，都由于发热无汗之结果，汗一出各症就会消失或缓解，怎么是对症疗法呢？至于麻黄汤症而见尺中脉迟的，就不能用麻黄汤发汗，许叔微治疗乡人丘生，就是舍症从脉，而用小建中汤调营。
大青龙汤之作用，可能大汗出亡津液，《伤寒论》竟用之者，以症见无汗高热烦躁，汗不出则热不除，热不除津液将更伤，权衡其利害轻重，必须用它，只要病解，津液自然能恢复。但大青龙汤症而见脉微弱的就不可服，因为脉微弱是心力不足，就要估计到大汗之后，津液暴脱，立刻会发生亡阳危象。病有发热恶寒心下痞者，既有表症，又有里证，处理应照一般常规，先表后里，所谓治有先后。所以如此者，解表是帮助人体集中抗病功能，使其出汗除病，先攻痞反为牵制抗病力量。病有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同样既有里证，又有表症，但里证急表症缓，处理上先后就不同，必须先救里，后解表，因为下利清谷不止，很快就会发生脱水，循环衰竭等危象，解表已没有意义。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用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细辛合用，发汗的力量较单用麻黄强烈得多，为什么用于少阴病？是因为一起病既现阴证，足见患者抗病力微弱，但发热无汗，其势又须从表解，应该及时用麻黄细辛峻药发汗，去邪务尽。一面用附子扶阳助正，防其大汗之虚脱。用峻药正为了患者正气之虚弱，必须一战而成功。至于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就用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与前方只有一味出入，（去细辛加甘草）但意义大不相同。虽然同是少阴病，反发热，脉沉，但得之二三日虽无吐利清谷之里证，究与始得者情况不同，所以不能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出奇制胜，只可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所以周扬俊说：“只因得之二三日，津液渐耗，比始得者不同，故去细辛之辛散，益以甘草之甘和，相机施治，分毫不爽。”这一些分辨，都是照顾整体，切合病情，可以大胆的时候就大胆，应该小心的时候就小心。《伤寒论》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总之，随症治之，这里面包含着一个“治病必求其本”的精神。所谓求“本”是求其病理机制上的主要关键，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在伤寒一类的疾病，其过程中一系列的症候群的出现，反映着机体抗病力跟病原体之间的矛盾。（邪正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反映着机体本身生理功能跟病理变化之矛盾。（营卫不和，阴阳不和）治本就是解决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因为矛盾又是运动发展的，所以治疗方法，必须随时随地掌握病情，灵活变化，这就叫做随症治之，与所谓对症疗法相比，实有毫厘之差，千里之别。
三、 阴阳的对立与统一
如上所述，伤寒一类的疾病是外因性疾病，机体因病原体的刺激，起反应而至发病，是邪正之间的矛盾。机体因发病而致生理统一性之破坏，表现为功能兴奋，抗病力有余，是谓阳症；表现为功能抑制，抗病力不足，是谓阴证；这是阴阳不和，机体本身生理功能跟病理变化的矛盾。必须指出，邪正之间的矛盾，是整个疾病过程中基本的矛盾，而阴阳不和之矛盾，是从属性的矛盾。阴阳之转变也就意味着邪正势力之消长，标志着疾病情况之进退。《伤寒论·厥阴病》篇明白指出：“伤寒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其病当愈。”“伤寒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阳气退，故为进也。”厥热之进退是“厥阴病”篇论点的重心，也可以看作《伤寒论》全篇的总结。（“厥阴”篇中明显的错简衍文除外）所以厥阴病没有固定的病型，也就没有确定的主方。厥热的日数诚如魏荔彤所说：“是设以为验之辞，如算法设为问答，以明其数，使人得较量其亏盈也。”不明此理，遂怀疑厥阴病无此病，或猜测厥阴病相当于现在的什么病，不但不免于穿凿，而且不达“伤寒论”的本义。
阳气长，其病当愈，阳气退，其病为进，仲景不独在“厥阴”篇中正面指出，在《少阴病》篇中还提出了决生死几条，如：“少阴病，下利，若利自止，恶寒而蜷卧，手足温者可治。”“少阴病，恶寒而蜷，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蜷，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诸条，也同样具体地说明这一个问题。因此，处理疾病，首先应该解决基本矛盾，见功能兴奋，抗病力有余之阳症，应该积极支持它；见功能抑制，抗病力不足之阴证，才应该立刻纠正它。“少阴病”篇以“脉微细，但欲寐”作为提纲，而不以四逆汤症作为提纲，所以提醒我们，脉微细是心力不足之脉，但欲寐是精神不足之症，一见此脉此症，就须作少阴病论治。
程应旄说得好：“今时论治者，不至于恶寒蜷卧，四肢逆冷等叠见，则不敢温，不知症已到此，温之何及，况诸症有至死不一见者，则盍于本论之要旨，一一申详之： 少阴病脉必沉而微细，论中首揭此，盖已示人以可温之脉矣；少阴病但欲卧，论中又示人以可温之症矣；汗出，在阳经不可温，在少阴宜急温，论中又切示人以亡阳之故矣……则真武四逆，诚不啻三年之艾矣。”《伤寒论》中关于治疗方面，处处体现着扶阳抑阴的精神，而不是要求即刻达到阴阳平衡的状态，其意义并不像张景岳那样认为相火为元气之本，一以补阳为主，而是由于认识阳症是病态中的常态，通常是有利的抗病机制，扶阳抑阴是为了解决邪正之间的矛盾。当然，阳症之表现，反映着一定的病理变化，如新陈代谢增加，体温增高，功能兴奋，热量消耗，水分缺乏，或多或少会给机体带来损害。但这一切都由于病原体刺激所引起的反应，只要邪正之间基本矛盾一解决，一切自然会恢复常态。所以尤拙吾说：“阳明津涸，舌干口燥，不足虑也，若并亡其阳，则殆矣。”假如机体对病原体反应过于强烈，表现高热，口渴，烦躁，狂的状态，是谓“亢阳”，超过生理耐受的限度，对机体无益而有害。这时，阴阳不和之矛盾已由从属的转化而为主要的，又必须纠正它，《内经》所谓“亢则害，承乃制。”承气汤命名的意义，就是抑制阳气之亢进。阳明病急下诸条，也就是为了“存阴”而不是为了“夺实”。白虎汤症与承气汤症病型虽不相同，机制上却相同，都属阳气亢进，所以都归为阳明病一类。善治者既扶阳抑阴，集中全力解决邪正之间的矛盾，又照顾津液，防止“亢阳”状态之发生，我们从论中不可发汗几条，不难体会出这个精神。阴阳同出一源，已是仲景以前的传统观念，《内经》说：“阳化气，阴成形。”是说阴是物质，如津液等类，阳是作用，在病程经过中，代表抗病之生理功能。不难理解，必须有充分之物质资料，然后抗病力才能发挥其作用。照顾津液正是为了不使抗病力丧失其营养来源。
徐灵胎曾经说过：“亡阴不止，阳从汗出，元气散脱，即为亡阳。然当亡阴之时，阳气方炽，不可即用阳药，宜收敛其阳气，不可不知也。亡阴之药宜凉，亡阳之药宜温，一或相反，无不文毙，标本先后之间辨在毫发。”从徐灵胎这段话中，可以悟出白虎加人参汤症有背微恶寒一症，就是阳气由盛趋衰之先兆；白虎汤加人参亦为防止热极津亡，阳从汗出，元气散脱即为亡阳之变化，用人参不用附子，就是徐氏所谓“阳气方炽，不可即用阳药，宜收敛其阳气，”“亡阴之药宜凉”。可见阴阳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兴奋到了极点，体力疲惫，物质消耗，会自发地导向抑制，古人谓为“重阳必阴”；抑制到了极点的时候，生理功能又会激起最后的反抗，出现兴奋状态，古人谓为“重阴必阳”，少阴病之烦躁，厥阴病之厥深者热亦深，就是这一个机理。在临床上又应该注意阴证回阳之后，往往发生兴奋强烈的现象，又必须适当加以矫正。如《洄溪医案》记载：
“芦圩迮耕石，暑热坏症，脉微欲绝，遗尿语，寻衣摸床，此阳越之症，将大汗出而脱，急以人参附子加重便饮之，少苏而未识人也。余以事往郡，戒其家曰，如醒而能言，则来载我。越三日来请，亟往，果生矣。医者谓前药已效，仍用前方，煎成未饮，余至曰，阳已回，火复炽，阴饮竭矣。附子入咽即死，命以西瓜啖之。病者大喜，连日啖数枚，更饮以清暑养胃而愈。”
必须指出，远些阴阳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现象，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运动发展的，例如从阴证转来之阳证： 厥阴病之先厥后热，少阴病之心中烦不得卧，与疾病初期之太阳、阳明症大有分别，适应用麻黄、桂枝、白虎、承气汤的毕竟很少，适应用黄连阿胶汤、竹叶石膏汤的却多。上引《洄溪医案》一例，也用西瓜来代替汤药，温热派有养阴退效方法，在疾病后期，正该采用，以补充《伤寒论》方所未备。
以上所说，可见只有具备整体观念，掌握阴阳对立统一发展的规律，才能认识疾病的本质，不致为真寒假热，真热假寒等现象所迷惑，否则便会临症茫然，治疗就犯错误，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阴阳的对立，最后必须归于统一而后病愈，正像《伤寒论》所说：“凡病： 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得阴阳和，必自愈。”
四、 结语
１ 本文提出六经，随症治之，阴阳的对立性与统一性三点，体会《伤寒论》的基本精神是整体观念，与《内经》的理论是一致的。我们固然不能生硬地把《内经》全套理论搬来解释《伤寒论》，这样做有许多地方是解释不通的，例如六经的传变，显然与《内经》“热论”大有出入。但在阴阳等基本问题上，我们绝不能把《伤寒论》与《内经》分割起来看，应该认识中医学的理论是统一而完整的。
２ 伤寒分六经的意义是从整体观念出发，恰当地表现机体抗病力的盛衰强弱，生理或病理机制的情况，疾病的轻重进退，指示处理疾病的原则，是施用汗、吐、下、和、温、清、补、针灸治疗方法的根据。
３ 随症治之与对症疗法有原则上的区别，所谓随症治之不是以解除目前出现之一群症候为目的，而是找出病理机制上的关键，解决其主要矛盾。因为矛盾又是运动发展的，必须随时随地掌握病情，灵活变化，这就是随症治之的精神，与《内经》所说“治病必求其本”，不但不相矛盾，而且恰相符合。
４ 邪正之间的矛盾，是整个疾病过程中基本的矛盾，阴阳的对立是从属于“正邪纷争”的矛盾。为了解决基本矛盾，因此，治疗疾病，对于抗病力有余之阳症应该积极支持，但在阳症亢进时，阴阳对立的矛盾已由从属的转化为主要的，又必须适当加以矫正，所谓“亢则害，承乃制。”又由于治病是从解决邪正之间的矛盾出发，所以《伤寒论》的治疗法则，主要是调节功能的方药，同时也包括柴胡、知母、黄连、黄芩、白头翁等许多特效药。
５ 阴阳同出一源，彼此互相联系，互相制约，阴阳的对立最后必须归于统一而后病愈。《伤寒论》197法，113方，总的精神就是整体观念。只有具备整体观念，才能认识阴阳对立统一发展的规律，才能见病知源，不致临症茫然。所谓“知其一，万事毕。”
（１） 以上各方证，《伤寒论》不著合病之名，但从症候和方药两方面互参，确相当于合病。又阳经与阴经并见之证，照《内经》热论，应该说是两感，而不称为合病。
（２） 《伤寒论》对于阴证阳证之区分最明显的是以体温之高低来区分，《伤寒论》开头就说：“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最注重的是脉，以脉之形象来区分阴阳，如说：“阳浮而阴弱”，“脉微弱者此无阳也”。持脉主要候心力之强弱，所以视死别生。
体温增高者，心力强者，显示抵抗力有余，因为，阳气可理解为抗病力，也就是正气，与正气相对立之邪气（客邪）也可以“阴”来代表。事实上见体温降低，心力弱之阴证，疾病往往陷于危笃或至死亡，是为邪盛正衰，也可以看作阴盛阳衰。
（３） 《伤寒论》中白虎加人参汤与白虎汤证无甚出入，不同的是白虎加人参汤用于汗、吐、下复已伤津液而又见白虎汤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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