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论疾病的发生和治疗
一、 疾病发生的根据是在内因而不是外因
《内经》论病，注重内因，认为人体的正气虚，如阴阳偏胜，偏衰（“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气血不和（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抗病力弱，是发生疾病的根本原因。同时认为风雨、寒热、饮食、情志、性生活过度等（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都能成为致病的外来因素。但疾病发生的根据是内因而不是外因。“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内经》的著名论点，也是中医学发病理论的基本观点。
二、 疾病是可以认识的
《灵枢·九针十二原》篇说：“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这就说明疾病的存在，好像肉中的刺，衣上的污点，绳上的结子，闭塞不通的水道。它的产生有一定的条件和根据。因此，也有一定的条件和根据可以除去，犹如刺的可拔，污的可洗，结的可解，闭的可通，形象地驳斥了“言久疾之不可取”，是错误的。同时也承认“不可治”的病是有的，但这只是还没有认识这个疾病的本质，因而“未得其术”。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尽管对某一种疾病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然而客观存在的事物，人们总是从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逐步认识它，掌握它的规律，找到战胜它的方法的。这个思想是积极的，它启示我们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是能从“未得其术到得其术”的。
疾病，是可以认识的： 但要认识它，是要下一番工夫的。首先是诊断。在古代，只能强调望、闻、问、切直观的诊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声音，而知病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素问·脉要精微论》也说：“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素问·徵四失论》说：“论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举这三段文字，可以看出《内经》对于疾病的诊断，提出望面色、听声音、问病情、按脉搏的具体方法，并且提出要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所谓“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反对主观性、片面性、斥为“妄言作名，为粗所穷”。《内经》的这种思想，形成中医学以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诊断疾病的优良传统。
古代对于医生的评比，把视尺肤、诊寸口、望面色三种诊术都能掌握的称为“上工”，上工十全九；掌握两种的称为“中工”，中工十全七；只能掌握一种的称为“下工”，下工十全六。（见《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周礼·天官》也记载对于医生的考绩是：“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这些评比考绩制度的建立，无疑对于医疗技术的提高，起着一定的保证作用。
三、 疾病是可以预防的
治未病是《内经》的指导思想，能治未病者称为“上工”。《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是因为它认为疾病的发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人体内部逐渐发生变化的结果。这在《灵枢·玉版》中说得很清楚：“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指出高明的医生就在于当疾病还未形成的时候就能防治。及其已病，则应早治。因为疾病的发展终是由浅入深的，《素问·缪刺论》说：“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脏乃伤。此邪之从皮毛而入，极于五脏之次也”。故“善治者治皮毛。”所谓治“皮毛”，并不是一定指具体的皮毛，而是借作比喻，说明当疾病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就要消灭它（说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唐代王冰阐发说：“故善治者治皮毛（止于萌也）；其次治肌肤（救其已生）；其次治筋脉（攻其已病）；其次治六腑（治其已甚）；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治其已成。神农曰：“病势已成，可得半愈。然初成者获愈，固久者伐形。故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论述扁鹊过齐时说：“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也有相似看法。可见对疾病应该早期治疗，这条规律，是古代医生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但是，《内经》论述得辨证，认为病势已成，只要没有到“固久者伐形”的地步，也并不是不可治，不过晚了一些，治愈率和死亡率就只能一半对一半了。因为《史记》记述的是流传的故事，而《内经》则是科学的论著。
四、 治病必求于本
“治病必求于本”，是《内经》的一句名言。“本”是本质，治病要抓到它的本质，这个道理谁都知道，谁也没有说过头痛就医头，脚痛就医脚，但对每一个疾病本质的认识可不容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完全认识的（有的直到现在，还不能完全认识，例如肿瘤），只能朴素地把“本”归结 为阴阳的变化。治本，就是要掌握阴阳变化发展的规律，因势利导，所谓“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就是说在病势轻浅的时候，就向外发散它；病势深重的时候，只可用药或其他治疗，稍减其势，不能硬拼（中医称为攻邪），硬拼只会伤正气；等到病势衰退的时候，却要跟踪追击，彻底治疗，断其病根。着重在一个“因”字，目的就是利用和调动“正气”的抗病力量，因势利导，祛邪而不伤正，才是根本的办法。所以《内经》又说：“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 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灵枢·逆顺》）这里，所谓勿敢毁伤，并不是对疾病无所作为，而只是说这时不能直接攻邪，应该用其他方法保护正气。例如中医治疗热性病邪在气分流连，用益胃之法，令邪与汗并，热达腠开，邪从汗出；邪留三焦，用分消走泄之法，开战汗之门户。凡此，都为调动正气力量，用以扶正达邪的措施。一个高明的中医，不但善于攻，而且善于守。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内经》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毒药当然可以用，但不能用到“瞑眩”的程度。《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不尽，行复如法。”意为药物一般都是有毒性作用的，用以治病，对病只可十去其六、七、八而止。即使无毒的药物，治病也只可十去其九。因为药物终归是药物，不宜多服久服，超过一定限度，反而要伤“正气”。恢复健康是要靠谷肉果菜等食物来调养的。这里，“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应与“不尽，行复如法”联系起来看，指出对疾病当然要根治，如果没有治好，可以重复一个疗程，但不能完全依靠药物。
正气，是人的根本，疾病发生的根据，抵抗疾病的力量。《内经》提出“治病必求于本”，实际是把治疗的重点放在扶助正气上面，形成了中医治病刻刻固护正气的良好医学思想。
五、 因地因时因人制宜
《内经》在《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论述治疗疾病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方法，如砭石、药物、艾灸、针刺、导引、按跷等等，历来被认为中医对于疾病的治疗有“因地制宜”这一原则的理论根据。这里还道出了一个真理： 医学来源于劳动人民的实践。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焫从北方来，九针从南方来，导引按跷从中央出，都是当时当地劳动人民跟常见疾病作斗争的发现和发明，不是什么“天才”创造出来的。在因时制宜方面，《素问》七篇大论连篇累牍地论述五运六气，归结到对疾病的治疗上，即是因时制宜。不但要注意到在正常的情况下，四时的气候有不同，而且要注意到四时气候还有异常变化，所谓“夫六气正纪，有化有变，有胜有复，有用有病，不同其候。”（《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五运六气，实际是古代的气象医学，有很多合理成分，值得研究。至于因人制宜，则人有阴阳，形有肥瘦，气血有多少，老少有盛衰，治疗当然也各有不同，散见于《内经》各篇者不少，兹不缕述。治病，热者寒之，寒者热之，盛者泻之，虚者补之，对证下药，这是常法；但是，不注意到因地、因时、因人制宜，不懂得“热无犯热，寒无犯寒”的禁忌，不考虑到“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的变法，就会“寒热内贼，其病益甚”（《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就会“损不足而益有余。”只有通常达变，才真正做到“治病必求于本”，才得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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