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术后应用α干扰素疗效

原发性肝癌发病率居世界第7位，病死率居第4位。此外，大多数病例发生在亚洲和非洲，主要与肝炎病毒感染（HBV或HCV）有关[1]。目前，根治性切除仍是肝癌治疗的首选，但复发率高的患者5年生存率为42%~55%。因此，降低复发率是提高肝癌总生存率的重要方法。干扰素是一种常见的抗病毒药物。它不仅具有抑制HBV DNA复制的作用，而且具有干扰素调节、抗肿瘤细胞增殖、抗血管生成和直接杀伤肿瘤细胞的作用。有研究报道，干扰素治疗可以降低肝癌的复发率，提高肝癌的总生存率[2]。然而，一些研究者持相反的观点。鉴于我国肝癌的高发病率、高危险性和高病死率，近80%的肝癌患者存在HBV感染，因此我们通过循证医学对其进行收集和评价。干扰素辅助治疗肝癌术后患者的临床观察。干扰素是1958年Isaac在研究流感病毒干扰时首次发现的一种具有广泛生物学活性的干扰素细胞因子，研究发现，干扰素具有抗病毒作用和抑制细胞分裂等多种生物学功能[3]。干扰素的研究发明已有50多年的历史，1950年，英国病毒生物学家在流感研究中发现了干扰素。它是病毒感染细胞后细胞产生的一种物质。干扰素相对分子质量小于40 kD，属于在体内具有多种免疫活性的递质。在作用于其他细胞后，干扰素可以干扰病毒的拷贝。因此，它被命名为干扰素。根据细胞表面受体和染色体定位的不同，干扰素可分为三类：Ⅰ型：有IFN-α和IFN-β，其中IFN-α有二十余个亚型，IFN-β仅有一个亚型，具有抑制病毒复制、抗寄生虫、抑制多种细胞增殖、刺激免疫细胞的杀伤活性、参与免疫调节、抗肿瘤等作用。Ⅱ型：只有IFN-γ，且只有一种亚型，除具有抗病毒、抗增殖活性外，其主要生物学活性为免疫调节作用，干扰素主要由淋巴细胞产生，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被称为“神经调节剂”。在其产生后，它并不直接发挥抗病毒作用，而是作用于同类细胞的相邻受体，使其产生多种蛋白质，包括抗病毒调节剂，从而起到抗病毒作用。为了增加体内半衰期，它现在被广泛用于将非生物活性聚乙二醇与其连接起来，改变药代动力学特征，延长药物的半衰期并减少体内血液药物浓度的峰谷浓度差。Ⅲ型：即IFN-λ1（IL-29）、IFN-λ2（IL-28a）和IFN-λ（IL-28b）。多项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其治疗患者效果优于一般药物，并且对耐药的患者仍然有效。国外研究表明，应用治疗患者获得满意效果，新型的人血清白蛋白融合技术等正在研究过程中。但是，干扰素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较多的不良反应，如流感样症候群，骨髓抑制、贫血、白细胞减少、血小板计数下降等，诱发自身抗体、抗甲状腺抗体阳性等，抑郁样精神症状等。最常见的是流感样综合征，其通常发生在治疗的初期，且大多数患者在第一次注射干扰素治疗后出现，主要表现为患者发烧和头晕。起初，临床上认为其是由干扰素制剂不纯引起的，但在后来的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即使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该状况仍然存在，这表明其是一种固有的不良反应。国内外研究报告流感样综合征发病率为36.58%～42.64%，且临床干预相对简单。笔者对确诊时已进行检查的原发性肝癌术后患者，在不增加原发性肝癌术后患者痛苦情况下，收集原发性肝癌术后患者原始资料，对原发性肝癌术后患者应用α干扰素治疗，并研究比较了应用α干扰素治疗和单独采用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性栓塞术后治疗的优劣性，并对应用α干扰素治疗和单独采用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性栓塞术后治疗的优劣性进行了回顾性的比较分析，结合原发性肝癌术后患者，选取2018年3月至2020年3月在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肝病六科的原发性肝癌术后患者，对原发性肝癌术后应用α干扰素疗效的临床意义进行分析，研究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