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五行
自从党的“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以来，学术界争论风气大大地活跃起来，我们中医界也并不例外，也想通过争鸣，把祖国的医学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起来。从最近所接触到的，五行学说的存废问题已成了一个争论的焦点。大部分中医同仁认为阴阳五行是中医学术的理论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仁认为五行是空洞唯心的，在临床上没有用处；个别的还提出“五行说在中国医学上应早予扬弃的”(见《新中医药》1956年，第10期，章次公文)，究竟五行学说与中医的关系是怎样？要不要扬弃？这是值得慎重研究的。
五行学说的发源与演变，已经由很多学者，有所论证，我着重谈的是五行学说与祖国医学的关系。首先是五行学说与中医结合的时代问题，究竟是原始五行说就与医学联系的呢？还是以主观唯心意识掺入医学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文献的考证，可以了解，五行说在很早时代，就与医学结合了，中医的五行说是具有自然科学的基础的，我们的根据是什么呢？大家知道，祖国医学，与古代人民的劳动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我们谈到药物创造，就每每提到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这种传说是指出了农业劳动与医学创造有它不可或分的密切关系，古代人民既然能够在农业生产中，发现自然界有这样一个五行的辨证规律，掌握了它，可以有利于生产，有利于认识宇宙间物质，那么再拿它来联系和说明与生活、生产所不可或缺的医学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事。同时，文献的记载，是更令人信服的，如《周礼》上面，食医有“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疾医有“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疡医有“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等记载，又如《左传》上面昭公二十五年有：“天地之经而民实用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尤其是昭公元年，有记载一段秦医和的说法，他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 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我们从这些方面去考察，难道还不能说明五行学说在很早时代就已结合了中医学吗？
第二是五行学说是不是指导中医学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中医学中，不仅仅是含有五行说，而且是由原始五行说指导和装备了中医学，原始五行说包含有两种因素，一种是五方说，一种是五材说，而这两种学说，是最早的自然科学，因此，它的精神实质，也就很自然地渗透了自然科学之一的中医学，这种说法，是不是牵强附会？不，说出来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不是常常说吗？“人与天地相参”、“人身是一小天地”，谁不承认，这种“天地人”的观念，是中医的学术观念，那所谓“天”是什么呢？还不是五方说的变词，指的是自然现象，所谓“地”又是什么呢？还不是五材说的变词，指的是宇宙间物质现象，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生物，与五方五材是息息相关的，祖先们就拿这种五方五材的知识，来联系和认识人身的变化，作为祖国医学的立说基础，所谓“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使祖先们与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从此就能够逐渐的演绎、扩充而发展起来，岂不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所以，追根溯源，我们应该承认，五行学说，是中医事业的大功臣，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其还有怀疑，我们可再温习温习经典，《素问·宝命全形论》上说：“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举痛论》上又说：“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上又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爱恐”(所谓五志，这是人类生命活动的表现)，这许多反复谆谆的记载，不都是五行学说的具体演绎吗？作为一个中医，能够脱离这个学术思想指导吗？当然我们能够认识历史，也不会忘怀历史，在祖国医学最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凌辱的时候，是有些人，曾经割断历史，不承认这些理论的，如说，“血脉经络骨髓，深藏而不可见也，阴阳表里，味而难征验也”，又说，“国医取戾之道，固在医经!不在经方也”(以上均见伤寒今释)，从一证一方机械研究的，这是不全面的，不能真正发扬祖国医学的，今天要能善于继承和整理中医学，我个人认为，五行学说是不能造次扬弃的。
第三是五行学说是不是中医的学术体系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五行学说与阴阳学说结合起来，成为中医学术中不可或缺的理论体系，照理来讲，凡是中医，都很熟悉，但是，为了对五行问题说得更清楚起见，再重点地把五行体系，略述一些我的看法如下，中医的整个系统，它是包含有许多环节的，如“病因”(相当于病因学、卫生学等)，“藏象”(相当于解剖生理学，亦包含一部分病理学等)、“病机”(相当于病理学)、“病能”(相当于证候学，也包含一部分病理学)、“诊法”(相当于诊断学)、“治则”(相当于治疗学、方剂学、药理学等)等等，现在我们就从这许多环节之中，来认识五行学说的精神实质，看它是不是中医学术的体系，先拿“病因”来讲，上面已经提到，如，“天有四时五行，以生寒暑燥湿风”，《素问·生气通天论》上又说，“四时之气，更伤五藏”，《六节脏象论》上又说：“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朞之日，周而复始，时立气布，如环无端，候亦同法，故曰： 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这些说法，不是都贯彻着五行学说，以说明自然与人体的利害关系吗？而且它还强调一句说，“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于此，可以了解五行学说在病因方面的大略了。再拿“藏象”来讲，它论内藏，有肝心脾肺肾的系统，在躯壳，有皮肉筋脉骨的配合，在情志，有喜怒思爱恐的描写，在气色，有青赤黄白黑的表现，在声音，有宫商角征羽的分类，如此等等，五行学说，已把一个人的生理活动表现在各方面的情况，都有机地比较系统地组织起来了，再拿“病机”来讲，它的体现五行精神，大致上又有以下两种形式，一种是根据五藏来写的，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上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这是一种写法，尚有另一种呢？是根据五气来写的，如同上篇又说：“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等等，这是又一种写法，以上经文，无论哪一种，都是根据五行精神安排的，亦是五行说在病机方面的大略，再拿“病能”来讲，这是后世“证候群”体系的发源，亦是中医临床最突出的地方，它的贯彻五行精神，与病机写法相同，亦是一部分根据五时五气，另一部分根据五脏的系统，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上说：“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又说：“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等等，这是一种写法，如刺热篇，有肝热心热脾热肺热肾热等症状的描写，刺疟篇，有肺疟心疟肝疟脾疟肾疟等症状的描写，《素问·咳论》，有肺咳心欬肝欬脾咳肾咳等症状的描写，这是又一种写法，这两种记载，都是以五行体系归纳病能各个方面的。再以“诊法”来讲，它主要就是抓住藏象上的改变(也就是病理和症状上的表现)，运用五行方法，来认识疾病，决断预后，并且指导治疗的，如同上文已经提出的，“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素问·移精变气论》上更说：“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素问·藏气法时论》上又说：“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这些说法，都是五行精神体现于诊法方面的大略。再以“治则”来讲，同样地体现着五行学说的精神，如同上面也已经提到了，“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上又说：“治不法天之纪，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素气·藏气法时论》上亦说：“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藏，病随五味所宜也”。这些说法，不是在治则方面，又一次地体现了五行说的精神吗？以上数点，仅仅是举出一些概略，然从这些材料之中，已很明显，五行学说在中医学术之中，构成了它的一套体系了，运用五行说，可以从病因、生理、病理、症候、诊断、治疗等一系列的联系起来，而且这种五方、五时、五气、五藏、五志、五声、五色、五脉、五时病、五藏病、五气、五味、五谷、五菜等等，都有它的物质基础，都有它的一定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一连串的配合起来，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是能够反映出客观事物变化的辩证规律的，所以，我们毫不怀疑，五行说是装备了中医学，五行说是中医的学术体系，而且，这种体系，它在临床上是确有现实意义的。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讨论五行学说与中医的关系问题，指出了原始五行说已结合了中医学，五行说在中医学上起着指导作用，五行学说是中医的理论体系，寻流溯源，各方面都有充分的事实，令人信服，所以，我们认为五行说与中医学，是有它的密切关系，不可分割的。
此外，我认为尚有两个问题，亦是值得讨论的，一是认为《内经》上是谈五行的，到了仲景就不谈了，因此，五行在临床上是没有实用的，可以保留，或者干脆把它摒弃了，另一个是认为研究中医，可以这样分工，重视理论的，专搞理论，做临床工作的，专搞临床，把理论与临床分别开来，关于这样两个意见，是不是有利于发扬中医学术？我想把它分析一下。
第一个意见是认为仲景不谈五行，他的根据是些什么？从讨论中所听到的，约有三点： ① 在《伤寒论》里找不到金木水火土的字眼；② 仲景伤寒论自序里有“各承家技、始终顺旧”两句话，可以明了仲景有革掉五行精神的；③ 《金匮·藏府经络先后病脉证篇》的“治肝补脾之更妙也”一段，完全可以证实五行是无用的胡说。当然，古书里面(不仅医书是这样)，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正确对待的，然而，一个科学工作者，凭了这些意见，就能作出肯定的结论，说什么仲景不用五行，并且以此来反对五行，照我看来，这样学术态度，未免有些粗草，仲景是不是运用五行呢？我们认为，他是真实而且善于运用五行的，试从仲景书来谈，他论伤寒，就是以“五气”为根据，所以开宗明义，即提出了中风、伤寒、温病、湿病、中暍等等，在这些大眼目里，已具体地体现了五行学说的精神，与上文指出的《内经》的病因症状等各方面的五行体系，是一个明显的承袭(又与《难经》伤寒有五的学说一致)，我们读《伤寒论》，如其不懂得这些仲景撰用《素问》之意，在六经辨证，就会很模糊，为什么太阳篇里有麻桂证，又有葛根证，大青龙证，甚至白虎证等等呢？主要原因，就是五气之病，都可以有太阳的经过，但五气之症状和治疗，各有不同，所以，太阳一篇(应该包括痉湿暍篇在内)，范围也就很大，用药也就多样化，它不是仅仅讨论伤寒中风，而是泛论五气病的初起现象，在中医来讲，对疾病的“传次”(发展)认识，是有它一个规律的，凡是外感五气之邪，大致都是从表入里，由浅及深，这样，对太阳一经，也必然要照顾到多方面了，假如丢掉五气，而光谈六经的辨证论治，在太阳一经，就会无从着手，如此学习，不仅不能体现出《伤寒论》的真正精神，而且会走上一证一方一药的机械道路，最后并且会对伤寒论产生错觉(认为古书处处是伪误的)。况且仲景序文里面，明明指出：“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即经文里面，“亦有肝乘脾名曰纵”“肝乘肺名曰横”等记载，至于他在色诊、脉诊、闻诊等，很多地方是五行体系的，所以，仲景之书，是运用五行学说的，同时，还可以找个旁证，来充实我们的意见，大家知道，仲景是表示要做一个祖国医学历史人物的继承人的，从他的语气来看，仓公而下，就是他了(见《伤寒论》序文)，但是，仓公是善于运用五行的，史记载他诊断齐丞相舍人奴一个例子说他看到舍人奴的气色，“杀然黄，察之如死青之茲”，他就判断舍人奴是“伤脾”之病，至春当死，因为，“病者胃气黄、黄者土气也、土不胜木、故至春死”，结果不出他的所料，这个例子，描写仓公在临床上运用五行，是何等熟练而生动，仲景想做他的接班人，难道对这许多成功经验，会闭目塞聪，硬着头皮反对的吗？揆情度理，仲景是不会见善不取的。因此，也可以推断，仲景是运用五行的，不过，经典著作，钻研比较艰苦，如其轻涉浅尝，对祖国医学学术上的许多问题，是不容易认识的。所以对第一个意见，有必要提出来加以商榷。
至第二个意见，亦是令人模糊的，理论与临床、如何分割开来？难道理论不是为了临床工作？临床工作是不要理论的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过去是有这样事实，有部分临床家，是缺乏理论的，亦有部分理论家，做临床工作是不够满意的，但要知道，这种偏向，是旧社会制度造成的，这种现象，亦不是正常现象，而且这些偏向与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中医学术不能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原因，今天环境改变了，我们大家认识亦提高了，难道还不接受过去的教训，故意再走失败的老路吗？我想同道们是不愿意这样去做的，但是，为什么在今天，毕竟还有人要提出这样的意见呢？我们也不能不仔细分析，这种意见的提出，可能是别有用意的，他并不是什么承认理论，内心是不要理论的(当然尤其是五行)，不过碍于正理，不敢直接提出，姑隐其词而已，中医不要中医理论，这是一种难受的讽刺!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许许多多以药试病，产生的医疗事故，给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应该引起这一部分同道的足够正视，所以不要中医理论，是错误的，第二个意见，却包含有这样内容，它不利于中医学术的发扬，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提出来分析的。
最后谈一谈我们对五行问题的看法，就正于同道们，如上所述，五行学说是很早就结合于中医学的，逐渐发展，五行学说，已渗透和装备了中医学，成为中医学不可分割的体系了。同时，研究中医，发扬中医，不仅应该承认这个学说，而且不能脱离这个学说，否则，就不能懂得中医，也不易做好中医工作。因为，这里有它的客观情况，就是几千年来，它存在于中医学中，而且祖祖辈辈就运用这个学说来总结他的经验，演绎他的知识的，它决不会由于个人的好恶，就改变它的存在。最紧要的，即使把五行反掉了，恐怕凭少数人的智慧，一时还不可能拿出一个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所以，我们认为，中医里面是有五行，五行是中医的理论体系，不仅应该承认它，而且要加以研究和发扬!
是不是五行学说就永远不可变动？中医除了五行，就没有其他了呢？我们的看法，亦不是这样的。因为，五行学说，是有它的历史条件限制的，有它的局限性，如原始五行说，亦是一种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到了后来，并且在其他方面，掺入了一些主观唯心意识，对医学来讲，不可能完全没有影响，即在某些地方，亦有理论跟不上实践的情况，所以，五行学说是有它一定的缺陷的，还有待于改进。不过，它既有如以上所提出的客观事实，能够存在于中医中数千年，而且祖祖辈辈运用它，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掌握和使用，亦可以说明它在医学上是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的，以个人的临床体验来讲，亦深信这个事实，它不是可以盲目反对的。同时，对任何一门学术来讲，进步与发展，亦只有从原有基础上逐步提高，并不是主观幻想，粗暴割裂所能成功。现在我们能够发现它的缺陷，不满足于这些成就了，那么，怎样去进一步的改善与提高，使它达到更完美程度，责任就在我们肩上。所以，今天的问题，是如何总结和接受它的成功经验，又如何正确对待它的缺陷和改进缺陷，使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从原有基础上推进一步，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学术态度。假如不是这样，不加研究，不问好坏，一揽子反对，不仅在学术上可以造成损失，最大的是不能够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发扬祖国医学，也不能够实现我们近百年来艰苦奋斗，追求进步的理想的。
丁光迪论内科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